【那一頁消失的高雄黨外歷史!!!】

◎作者：王浩威醫師

這幾天一位朋友從加拿大回來，七〇年代我們都還是學生的時候，一起參加當時所謂的單位學生運動而認識的。

在那風聲鶴唳的時代，甘冒危險而參加的所謂黨外運動的那些當時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們，嚴格說起來，許多人都不是現在民進黨檯面上的人物。同樣的，民進黨檯面上的人物，很多人當年也不是黨外運動者。比如說，高雄市長陳其邁的父親陳哲男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。也許現在的民進黨，是從過去的黨外慢慢蛻變而來的。然而，過去黨外的朋友，不見得就是現在的民進黨。至少，在那個年代成長的我，就這樣深切的感受。

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，是反對運動最低潮的時候，也可以說是最危險的時候。慢慢地，從這個谷底，黨外的反對運動，逐漸地開始贏得基層社會運動的主導權，接下來一步一步地贏得基層的選舉、贏得的全台灣的縣市長大部分席位、然後開始成為擁有最大權力的政黨，也就是台灣目前的執政黨。我自己是1978年到高雄就讀大學的，沒多久就遇到了余登發家族的橋頭事件，第二年年底又是美麗島事件。

在這以後，整個台灣南部地區的異議性活動，跌倒了最谷底。以台北為主體的黨外運動幾乎是撤離了高雄。

在台灣，也許整個黨外運動因為美麗島事件挫敗而引起國內外的注意，有了新的戰鬥的力量；但是在南部，除了我不熟悉的長老教會體系，幾乎是跌到了谷底，人人聽到黨外人士，幾乎是視之為蛇蠍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1983年左右，當時大家都還沒有想到有可能建黨的時候，忘了是哪一場選舉，高雄的王義雄律師代表黨外出來選舉。那時還在讀書的我，被台北下來幫忙助選的朋友找去負責文宣美編之類的工作。當時高雄民眾日報記者洪田浚前輩，再三警告我，千萬不要說出自己的學生身分，最好就說是台北

下來的。因為在當時的競選總部，到處都是不同單位派來的線民。

那一場選舉開票的晚上，開票還不到一半，就確定王義雄律師必然是落選的。我這樣一個相當青澀的大學生，和洪田浚他們幾個長期奉獻黨外運動的高雄在地人，一起吃著傍晚沒空進食的晚餐。那是一個當選就沒事，而落選就可能被抓的時代，但我卻從來沒有想到這個說法跟自己有關。當一起吃宵夜的每一個人，每個人在討論他們各自要到哪裡躲藏的時候，身為高雄醫學院醫學系五年級的我，卻想著明天在醫院的見習課程是不能缺席的。而如果明天到醫院照常上班，會不會就這樣在見習的時候就突然被抓走了？

余登發事件和美麗島事件以後，整個南部完全沒有黨外的空間。這樣的情形，和現在所謂濁水溪以南皆是綠色勢力的說法，其實是有著天壤之別的。在當時，整個南部是如此的安靜，以至於沒有太多的所謂黨對運動或黨外人士。到了服兵役的時候，我發現自己的檔案並沒有被送到中央的情報單位，只因為當時的南部，對統治者來說確實相當馴服而安逸。於是，在高雄當時一片肅殺氣氛當中繼續努力，唐吉軻德一般以卵擊石參加高雄選舉的這些前輩，在民進黨越來越成功以後，全都消失在檯面上了，甚至是全遭到遺忘了。不要說是台灣的黨外運動歷史，就連高雄黨外的歷史，這一段是完全消失了。王義雄或洪田浚等人，那些在最黑暗的時代還繼續堅持的人，現在根本都找不到他們的名字了。

（摘自心靈工坊：《我們為何彼此撕裂？》推薦序）